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六个祭祀坑，发掘新方法新技术集成运用，重要发现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在新一轮正式发掘启动后，作者从亲历者和考古者的视角，以记实的笔触，多侧面讲述了本阶段三星堆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或为三星堆考古史研究提供了资料。

　　三星堆，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一处成都平原的林盘村落；三星堆，中国长江上游一处极为知名、引发世人无数想象空间的考古遗址。

　　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在遗址区北部的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坑以来，三星堆不再仅仅是成都平原上的一个地名了，而是借由考古发现，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自媒体的推动下，已然演变成一个受到学界和公众高度关注的“网红”之地了。只要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三星堆”一词，便立马弹出海量的相关图、文报道。

　　也许是机缘巧合，我1994年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今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毕业以来，在成都就业至2019年的25年时间里，期间虽有工作岗位的微调，但都未离开过考古文博这个业务圈，或从研究兴趣、或从工作所需，都断断续续和三星堆，这处我一直敬称为四川考古的“圣地”，发生着不曾中断的联系。我的若干小文、论著和策划的专题展览中，都借由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馆藏文物，供学界和公众批评、欣赏，也因此获得了一些个人的专业积分。

　　毫无疑问的是，我在三星堆最大的收获是，十分荣幸地认识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旗下的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广汉考古整理基地和位于三星堆遗址东北部的三星堆博物馆的先进和同道，并受教良多。

　　2019年11月初，我“千里单骑”到上海大学就职，在新的工作环境里，努力学习领会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全新知识之际，也许是乡愁加专业惯性使然，常思考着如何建立起长江头和长江尾早期文明的某种联系。

　　在就职的学校博物馆具备了展览的基本设备配置后，无外乎专业的展柜、灯具等，亦被称之为马之“鞍”，我就联合办展一事，主动联系三星堆博物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同仁，迅速得到了肯定而热情的回复，同时，三星堆博物馆同仁根据展厅面积，提供了珍贵文物占比非常之高的展品清单。

　　展览随即进入专业操作流程。经过约两个月的筹备，“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特展，以该专题展览首次进高校博物馆的特别意义，在上海大学博物馆顺利开幕。随后，我年轻的同事和上大文博专硕的同学们，基于该展览的内容和形式，在新冠疫情的常态防控下，运用线上线下多种方法，自主策划实施了许多社教和推广活动，在校园基本处于封闭管理的冬季学期到寒假之前，有超200万人次参与了展览的线上线上相关主题活动。这个阶段性统计结果，既让人感叹三星堆的魅力，又让人叹服网络对博物馆展览、活动推广之奇力。

　　被公认为极不平凡的2020年刚过，在对三星堆新发现的、面积适中的6个祭祀坑中的四号祭祀坑（K4）发掘取得的前期经验，经专家咨询会后，考古发掘在2021年元旦节后即全面铺开。一时间，工地上人头攒动，加上数个创新性设计、搭建的考古发掘舱，考古现场既科技，又人文，颇显中国考古学的特色、风格和气派。

　　上海大学整合历史系、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和博物馆等业务部门，根据约定，组建工作小组，结合现场情况，陆续派出考古、文物保护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等精锐力量，全力参加考古发掘和现场文物提取及应急保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次我受命为上大三星堆考古的工作领队，则在寒假开始后的第三天即返回四川，重点参加二号舱里三号祭祀坑（K3）的考古工作，在春节前后共工作二十余天。除了除夕前后四五天外，整个春节假期几乎都“泡”在了三星堆。

　　在三星堆冬季发掘期间，我利用间隙，多次重新跑遍三星堆城址范围内外的主要遗址点：西城墙、燕家院子、月亮湾、青关山、仓包包、真武宫、西泉坎、三星堆（祭祀区、居址区）等耳熟能详的地点，对遗址地貌形胜有新了解。

　　正是有了相对集中和专注的时间，较之以往在成都博物馆的工作状态，有了更多的专业思考时间和环境。

　　以下文字，即是在三星堆遗址工作期间（姑且称之为“冬季发掘季”）和相关联时空里的所看、所闻、所思，从我的视角，记录下发现和解读这段历史的过程，因是片段与遐想，更像随笔，暂曰札记。

　　从新发现6个祭祀坑以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两座祭祀坑发掘经验基础上，为更加科学发掘，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全面保存和提取文物信息，发掘主持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针对三星堆祭祀区考古，提出了“多学科融合、多平台合作”的开放式工作理念，广撒“英雄贴”，邀请了数十家国内的大学、研究机构和考古文博单位，参与本轮极具吸引力和挑战性的考古探索。

　　为推动考古专业本科设置和学科建设，上海大学于2020年9月初在成都和四川省文物局成功签约，包括考古发掘在内的展览展示、人员交流、课题研究、国际合作等诸多方面，双方达成高度认识。此举为后续全方位合作打下基石。

　　窗口已开，时不我待。从2020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我以每周一趟的出差频次，穿梭于上海和四川之间，受命联系、协调、推动上大参与祭祀坑发掘具体事务，在成都、广汉和宜宾等地和四川考古负责人密集对接、沟通和汇报，结合数次交流内容和《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要求，两度完善提交《三星堆遗址发掘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规划纲要》。终于，在12月份，获允以合作单位名义，正式参与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K3）的考古发掘工作。

　　随后不久，上大的标志（logo）和其他数家参与单位一道，分别印贴在考古发掘舱的上方框架外侧，正对唯一入口方向，远远可见，颇有挂牌PK（挑战）之意，倒也十分醒目和别有意义。

　　本轮新发现6个祭祀坑的发掘，四川方面遴选了三家大学，协助参与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现场提取及应急保护。根据现场展示版公布的信息，K1面积16.2（平方米，下同）、K2面积11.9，为1986年发掘的两个祭祀坑；K3面积14.1、K4面积8.4、K5面积3.5、K6面积4.1、K7面积13.5、K8面积17.8。其中北京大学协助的K8，为面积最大，四川大学协助的K5、K6、K7，虽单坑面积不大，但总面积达21.1，且有K6打破K7难得的考古层位关系，上海大学协助的K3，面积次大，为本轮勘探发掘（2019年10月下旬起）中最先发现（2019年12月2日）。K4面积、位置适中，则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20年10月9日先期、独立、试验性发掘，以积累工作经验，形成科学工作机制。分析以上分工情况，不难发现本次考古发掘主持单位的工作智慧。

　　发掘现场根据祭祀坑数量和相对位置分布情况，在一近2000平方米的考古大棚内，再由北向南，先后搭建了四个“连体”玻璃房子，名为“考古发掘舱”。四个考古发掘舱，完全罩住本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对应四家发掘实体单位（一院三大），空间既相对独立，又以可开闭推拉门连通，体现了分合有度、互通有无的工作理念。

　　由于空间和管理的相对隔离和封闭，加上发掘者均需穿着连体防护服，方得进出发掘舱。此种情形，恰跟新冠疫情蔓延之际搭建的医疗方舱有相似之处。对此方舱考古，由于颇有科幻、梦幻之感，是年轻人实现考古梦的绝佳之地，我则称之为“考古梦工厂”。

　　考古发掘舱的出现，无疑是考古界的一桩新生事物，甫一出现，即受到各方关注，国内多地考古机构来此交流取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专家咨询会上指出：三星堆祭祀区的现场发掘技术装备，代表了二十一世纪当今世界考古的最高水平。可谓赞誉有加、客观中肯。

　　此举的创新性，体现了四川考古者的逆向科学思维。将以往空间上的文物移动，考古实验室不动，逆向为考古实验室动，移至发掘现场，而文物出土原状尽量少的移动，从而最大程度保存文物的原状性和信息的原真性，仅这一点，就让不会说话的文物，在经过科学保护和学术研究后，更加令人信服会接近历史的真实，虽然这是一个努力追求、但学理上却似乎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的终极目标。这种不断接近历史真实而产生的探索思考与行动，也许正是考古的恒久魅力之所在吧。

　　考古发掘舱，给人第一眼，就是一个十数平方米的玻璃房子。房子整体由钢架和玻璃构成，远远看去，房子通透而有张力；房子内则有纵横的桁架，或根据作业面大小、空间的开敞程度，加装可升降的发掘小平台，平台底板开有40厘米见方可盖合操作口，便于非接触式清理；房子内还有独立的空调系统，一排整齐的圆形出风口，保障着室内相对稳定的温度和湿度，而这对于脆弱质文物，如象牙和可能出现的丝绸、纺织物、漆木器等的现场提取和应急保护，毫无疑问，具有关键作用；同时，两层物理空间的存在，为以往要看天作业的田野考古而言，又多了一层全天候发掘和现场保护的保障。

　　为保证进度，每天现场工作时间整整8小时，从早8点到晚18点，中间两小时则是往返数公里之外的考古整理基地用餐和短暂的休息。工作期间，考古发掘舱内，着连体防护服的年轻身影在舱内灯光的照耀下，按工种和工序紧张地忙碌着。这次精细化、精准性发掘，分为发掘组、记录组、摄影组、摄像组、测绘组、采样组、文保组等，配合高效，忙而不乱，有效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工作人员之所以得穿上连体防护服，可能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便于识别，因自发掘出土金器、青铜器、象牙、玉器以来，陆续有观摩、学习人员在考古大棚内活动，为有序管理，确保发掘进度和安全，故以最为直观的服装加以区别和识别；二是，也是基于更重要的专业考虑。因为此次祭祀坑考古发掘，提出了“剖面尽量保留”和“填土全部采集”两原则，尤其是后一原则的实施，对舱内环境的洁净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为避免工作人员带进可能影响填土分析检测结果的微小物质或颗粒物，穿上从头到脚连体的防护服现场操作，当是不错的选项。发掘舱内通过水冷中央空调的不间断工作，温度控制在20℃-25℃，对发掘工作是很有利的。

　　在考古大棚内东北侧，则是约150平方米、呈曲尺形布局的考古发掘现场应急保护集成平台：应急检测分析室、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文保工作室、考古工作室等，内置各种仪器设备，此种保护环节前移的理念和实践，与考古发掘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掘、保护工作体系。

　　联合国内考古、文物保护的重点或学科优势机构，就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多学科研究、文物保护修复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致力于建立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多学科深度融合集成体系，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模式逐渐成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倡议国内高等级墓葬等的发掘，可参考三星堆祭祀区的发掘舱做法。

　　在考古大棚东南向数十米处，竹林掩映下，一条卵石铺成的小路通向一排工作用房，大约有100平方米，以专家会诊室、考古现场信息实时记录系统（网络摄像机和全景相机全程记录考古过程，实时传输到现场应急会诊室，通过专家会诊系统实现远程文物会诊）及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双层桁架结构，实现人员观察移动、文物调运、数据采集等）为代表的现场发掘、保护研判工作体系，令人印象深刻。

　　考古大棚外，则是架有电网、带刺铁丝网和监控摄像头的红砖围墙，以及可处置突发情况的警务室。一派严肃的安保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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