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科学网上围绕“人才重要还是规则重要”有一系列的讨论，这促使我再一次思考社会管理中的种种两难问题。

　　规则遵守的两难。“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个体来说，养成守规矩的习惯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其自传《我的履历书》中说，他的文盲母亲教导他：你一定要好好上学，即使你上学几年没有学到任何知识，但是，只要通过上学养成了不迟到的习惯，那就没有白上！这位文盲母亲多么有见识！我们在教育孩子守规矩的时候，不会对他们说：“不合理的规矩可以不遵守”，因为他们还没有适当的判断力。而且，如果给予他们例外，他们就难以形成守规矩的自觉习惯。对于他们，不管合理不合理，是规则就要遵守，否则，不养成守规矩的习惯，害苦的是他们自己。另外，由于违反不合理的规则而受罚，倒霉的也是他们自己。即便日后破除了不合理的规矩，对原先的被处罚者给予平反处理，也是根本补偿不了损失的。

　　可是，对于社会、对于由无数个体形成的整体，如果永远没人违规，就体现不出那些不合理规则的不合理性，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人去企图改变那些规则。因此，违规未必就错了。举一个小例子：很多单位在修好漂亮的草坪后，都会竖一块牌子，写着“禁止入内！”或“小草青青，踏之何忍”之类。但是，只要这些草坪妨碍出行，多半没人理睬那些牌子，慢慢地，人们就踩出一条有利于出行的“草间小路”来。据说，国外一些人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是事先设计好草坪与路径的位置，而是听凭人们踩出一条路来。以后，将人们踩出的路（自发秩序）给铺好，就不会再发生践踏草坪的事了。在此例中，那些践踏草坪者是对还是错？那就要看从什么角度看问题。为了培养和巩固好习惯，应该不踩草坪；为了形成自发秩序，则需要踩草坪。因此，对于个体而言，遵守规则，还是不遵守规则，还真是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比汉姆雷特回答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更容易。

　　科学与艺术事业发展方式的两难。法国科学家彭加勒说过：我认为，科学对我们有用，并不在于它教会我们造机器。我认为，机器对我们有用，在于它能省出我们更多的时间来搞科学。这说明，彭加勒看重的是科学的内禀价值，而不是科学作为生产力的价值。应当说，从长远眼光看，坚持“为艺术的艺术”，才更可能搞好艺术（当然我们不否认实用工艺品的艺术价值），坚持“为科学的科学”，才更可能搞好科学（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巴思德的象限”的存在既解决实际问题又有学术价值的选题）。而优秀的科学和艺术成果又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的经济价值。法国兴建凡尔赛宫，用了6年；中国兴建颐和园，花了14年；明故宫的兴建也历时14年。这些建筑艺术精品都不是以挣钱为动机搞出来的。但现在，它们都是旅游收入的摇钱树。另一方面又得看到，科学和艺术事业所需投资都是巨大的，在当代社会，作为主要投资者的政府不得不考虑短期收益，否则就没有科学和艺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注意短期收益的结局是，不容易创造出高水平成果。这是又一个悖论。

　　对科技工作者管理合适程度的两难。科学研究是探索真理的过程，从原则上说应该是不受约束的。科研需要科学家驰骋想象力，从心理上说也不应该过多约束他们。但是，现代社会越来越信奉“权力意味着腐败”这样的道理。好些人觉得，任何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科学家）都不可信任，谁都不允许有过大的自由（包括科研选题的自由），否则“汉芯”造假之类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于是，各种考评手段、预算规则、审计规定、监督措施纷至沓来，搞得科技人员头都大了。管理到了这种程度，一定走向了反面：也许，严格的审计堵住了潜在漏洞，使潜在的违规人员不敢犯事，为国家避免了X亿元的损失。但是，由于受到严格管理的不仅是少数潜在的违规人员，还包括许多清清白白做人的科学家，这些繁琐、严苛的管理规定压抑了他们的科学创造性，那么，这意味着多少亿元的损失？谁能估计出来？从政府方面说，公共财政是纳税人的钱，花出去就要有所交代，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考核、评估。政府错了吗？没错。被管死了的科研人员啧有烦言错了吗？没错。这还是一个悖论。

　　我们各级各类管理者都应该充分认识这些两难问题，以便不断建立、探索合理的管理方式并对实践证明为不合适的管理方式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做到不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