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针对中国炮制了种种谎言谣言，早已多次被中方和国际社会以详细事实和数据打脸。迄今已有80多个国家，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以各种方式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

　　近日，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所谓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解密版报告，继续罔顾科学溯源规律，影射“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指责中方缺乏透明度、阻挠国际调查。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美方动用情报部门搞溯源，将早已遭到批驳的低劣谎言披上情报“马甲”反复翻炒，真实目的就是妄图混淆视听、蒙骗世人，继续搞“有罪推定”，政治操弄溯源问题，对中国甩锅推责、打压遏制。

　　我们根据美方所谓调查报告以及各方公开材料，再次逐条列出美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炮制的种种恶意诽谤，将事实真相昭告天下，让“政治溯源”和“情报溯源”的阴谋诡计无所遁形。

　　美国罔顾科学和事实，一再编造谎言，对中国进行抹黑指责。中方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果断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硬核”防控措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条。中方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力所能及地提供抗疫援助，并率先开展全球规模最大的疫苗合作行动，为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突出贡献。中国始终秉持科学态度积极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合作，先后两次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为人类最终战胜疫情作出中国贡献。

　　事实真相：越来越多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美国疫情发生时间早于官方确认病例时间。意大利检测机构报告显示，病毒甚至有可能早在2019年夏末就已开始传播。

　　◆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向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020年1月3日，中方开始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

　　2021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组调查表明，没有证据显示2019年12月武汉疫情暴发前的几个月有较大规模的新冠疫情传播。2019年10月、11月武汉不太可能发生一定规模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对2020年前3个月采集的逾2.4万名美民众血液样本的分析显示，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即在美出现，比官方首次确认发现病例提前数周。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华盛顿大学合作的研究表明，从2019年12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2020年2月的呼吸道症状和疾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加，表明新冠病毒在临床意识和检测能力具备之前就已经在美国社区传播。

　　2020年3月，美国疾控中心时任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美众院听证会上公开承认，部分流感死亡病例实际上感染的是新冠肺炎。美方并表示将就此在全国进行“全面回溯性调查和研究”。

　　2020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尔哈姆表示，自己可能在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显示其体内的抗体已存在相当长时间。

　　2020年5月，《今日美国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171个新冠肺炎患者早在2020年1月就出现了相关症状，所有人均无中国旅行经历，比该州官方报告的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现时间提前了两个月。

　　2021年6月，“医疗新闻网”报道，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月17日，美国9个州常规献血存档样本新冠病毒检测抗体有106份呈现阳性反应，其中84份具有中和活性。

　　2021年7月，美国农业部官网发布消息称，其下属的动植物卫生检验局近期完成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2020年1月至2021年收集的481个北美白尾鹿动物样本中，有33%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其中密歇根州采集的样本中67%检测出了抗体。这是首次在野生动物中检测到新冠中和抗体，抗体的存在证明美国有大量白尾鹿早已感染过新冠病毒。上述研究还显示，在2020年1月之前收集的143个白尾鹿样本中，有1例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这意味着，早在2019年，美国白尾鹿种群内就已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

　　2021年8月，美国加州《圣何塞信使报》发表独家报道，披露新冠病毒早在2019年12月甚至11月已在美国传播，并在2020年1月初导致多人死亡。这些早期死亡病例分布在美国不同州，有些地方位置偏远，当地人与中国很少有往来。专家表示，需要对美国本土的早期死亡病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美国《棕榈滩邮报》和《迈阿密先锋报》都曾披露，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网站曾发布当地2020年1月和2月出现新冠肺炎症状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的171名患者数据，然而这些数据一度被莫名其妙地删除。

　　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帖文显示，有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菲律宾前驻美国使馆新闻官帕格里纳万在其新书《疫苗治不了种族主义病毒》中详细列举了新冠病毒在美暴发的时间表，判断美国新冠病毒的起始时间是2019年6月，随后传播到世界各地。

　　2021年9月，中科院预印本平台（ChinaXiv）发布一项基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新冠肺炎疫情起源时间研究。研究人员依据传染病传播模型和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建立优化模型，基于已公开数据对美国东北部12州和中国武汉市、浙江省等地的疫情起源时间进行了推断。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美国东北部这12州，新冠肺炎疫情首例感染发生概率50%的日期多数位于2019年8月到10月，最早是罗得岛州的2019年4月26日，最晚是特拉华州的2019年11月30日，均早于美国官方公布的全美首例确诊日期2020年1月20日。计算结果表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较大概率于2019年9月前后已开始流行。

　　◆2020年11月，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与米兰大学等机构发表了对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期间采样的959份血液样本进行新冠病毒血清抗体检测的结果，阳性率达11.6%，其中2019年9月采集的样本有23例呈阳性。

　　2021年1月，意大利新闻机构《当地意大利》报道，2019年11月，一名意大利女性的皮肤活检样本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原位杂交反应性。

　　2021年7月，意大利米兰大学等机构进行样本检测时，在156个病例中发现13个病例存在新冠肺炎感染的分子证据，其中11个病例样本采集于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早于意大利官方宣布的新冠疫情暴发时间。此外，2019年9月12日，意大利麻疹病人留存的尿液样本中发现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测序结果已上传公开数据库。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可能于2019年夏末就已在意大利传播。

　　◆2020年5月，法国医学期刊《国际抗菌剂杂志》刊登题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在法国传播》的论文。研究人员选取14个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6日期间流感疾病重症监护室病例，于2020年4月重新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发现一名42岁男子的样本呈阳性。该病例与中国缺乏关联，且在发病前没有外国旅行史，表明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在法国传播。另据公开消息显示，2019年12月中旬法国中和抗体的流行率增加，2019年12月法国一个咯血患者的咽拭子样本经检测为新冠病毒RNA阳性。

　　◆2020年6月，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发布公告称，该校肠道病毒小组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1月15日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存在。

　　恶意诽谤2：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可能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病毒所”）直接相关。

　　◆2020年5月和8月，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分别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专访，表示新冠病毒由武汉病毒所泄漏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该所此前“没有接触过、研究过或者保存过”新冠病毒。

　　◆2021年3月，武汉病毒所发表声明表示，2019年12月30日之前，该所未接触过2019新型冠状病毒。

　　2021年2月，在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新闻发布会上，外方组长安巴雷克表示，专家组与中方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并详细了解了武汉实验室的管理情况、工作规范及近期病毒研究情况，认为“武汉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极不可能。

　　◆已与武汉病毒所合作长达15年的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武汉病毒实验室尚未拥有引发新冠肺炎疫情的病毒，所以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是不可能的。

　　2021年6月，美国彭博社报道，曾在武汉病毒所进行为期数月的访学工作的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妮尔·安德森表示，她对中国境外一些媒体对武汉实验室的描述和对中国科学家的攻击感到震惊。

　　2021年7月，24名国际知名专家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2021年8月，美国、加拿大、英国、中国、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等国的21名病毒学家在《细胞》杂志发表论文，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早期新冠肺炎病例与武汉病毒所有任何联系，也没有证据表明该所在疫情大流行前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病毒更可能从动物宿主传播至人类，且“新冠病毒具备此前人畜共患事件的数个特征”。

　　◆2021年9月，英国《自然》杂志的预印本平台“研究广场”登载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老挝北部某些洞穴中栖息的菊头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具有共同关键特征，这表明自然界存在与新冠病毒密切相关的病毒。论文显示，科研人员从栖息于老挝北部某些洞穴的上述菊头蝠身上采集了样本，并在这些样本中发现了3种与新冠病毒受体结合域（RBD）高度相似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人员指出，代号为BANAL-52、BANAL-103和BANAL-236的病毒是“迄今已知的与新冠病毒最接近的”蝙蝠冠状病毒。其中BANAL-236病毒具有与新冠病毒几乎相同的RBD。论文作者之一、巴斯德研究所病原体探索领域的负责人马克·艾利奥特说，这3种蝙蝠冠状病毒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并可能构成直接传播给人类的实质风险。

　　◆2021年6月，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发表公开信，揭露美国务院军备控制、核查和合规局（AVC）炮制散播“实验室泄漏论”的过程。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初，在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授意下，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余茂春指使分管AVC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托马斯·迪南诺和顾问大卫·阿舍绕过生物科学和生化武器专家评估，持续向美国务院各部门宣扬“新冠病毒系中国政府故意释放的生物武器”等不实论断。在福特数次发邮件提醒两人必须组织科学家进行认线月召开专家会议。参会专家在会议现场指出了相关文件的关键错误。福特随后给多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发邮件通报会议情况，指出AVC有关论断存在重大问题。据福特推断，美国务院高层可能因此在当年1月15日发表的“情况说明：武汉病毒所活动”中没有提及“生物武器论”，转而提出“新冠病毒可能源自实验室意外泄漏”的猜测性说法。

　　恶意诽谤3：武汉病毒所人员曾在野外采集病毒样本时意外感染。3名武汉病毒所员工曾于2019年11月染疫。

　　◆2021年3月，武汉病毒所发表声明表示，迄今为止，该所职工和研究生保持零感染。

　　◆西方媒体关于“武汉病毒所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11月到医院就诊，症状与新冠病毒感染一致”的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中方多次要求质疑者公布这3人的姓名，以便让事实水落石出，但至今无人提供。

　　◆2021年6月，美国彭博社报道，曾多次在武汉病毒所访学的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妮尔·安德森表示，到2019年底，她在武汉病毒所认识的人都没有生病。安德森还表示，2019年12月，许多武汉同事到新加坡参加会议时，也没有人讨论过实验室有任何“疾病”蔓延的情况。

　　◆作为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自2018年正式投入运行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病原体泄漏和人员感染事故。武汉P4实验室按照国际要求和国家标准设计、建设和运行，不仅具有稳定可靠的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化支撑管理和维护人员队伍。武汉P4实验室的硬件设施、管理水平、人员队伍、工作方式和目前世界上安全运行的其他P4实验室是一样的。

　　恶意诽谤5：卫星图像显示，2019年10月，武汉中南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等几所医院的停车场内车辆数量比2018年同期增加不少，同时段内百度搜索“咳嗽”“腹泻”等词数量猛增，因此新冠肺炎可能2019年8月末就开始在武汉传播。

　　事实真相：相关推论纯属主观臆断，所依据的例证并不能得出相应结论，有关报道及研究均十分荒谬。

　　◆世界卫生组织对此回应称，不能对医院停车场汽车数量的变化做过多解读，并“跳跃”两三个推论，将此同新冠肺炎疫情相联系。

　　◆中国百度公司对此问题回复，并配上一张指数图表。图表显示，“咳嗽”“腹泻”等搜索量与往年并没有明显变化，2019年12月左右“腹泻”搜索量还有轻微下降。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防控新冠肺炎高级别专家组专家曾光撰文表示，该研究是对大数据流行病学的典型误用，在诸多方面都十分荒谬。一是时间上荒谬。该研究根据停车场车流量和百度搜索数据把新冠病毒传播的时间推至2019年8月，武汉军运会在当年10月召开，若8月病毒已传播，当时世界各地来参加军运会的军人不可能没有感觉，美国军人还曾因病在当地医院就医，更不可能没有察觉。二是对病症的了解荒谬。该研究中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数据为主要证据之一，该院为武汉市主要的儿科医院，但新冠肺炎的主要感染人群并不是儿童，儿童感染率相对较低。三是以“咳嗽”和“腹泻”为搜索关键词很荒谬。新冠肺炎患者早期有咳嗽症状的不少，但早期有腹泻症状者并不多，且症状最终都会变成肺炎。若2019年8月病毒已传播，为何如此长的时间这些症状都没有转化成肺炎？

　　恶意诽谤6：武汉病毒所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约300码（约0.27公里）。

　　事实真相：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约300码的是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病毒所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十几公里，中间还隔着长江。

　　恶意诽谤7：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曾发表针对武汉病毒所的调查报告，称武汉病毒所曾发布价值6.06亿美元的空调系统翻新合同，这份合同让人怀疑疫情前空调系统能否正常工作。

　　事实真相：这份合同的实际价值是606,000美元，麦考尔报告出现关于数据小数点的低级错误，并被不负责任的美国主流媒体照搬传播，暴露出美方仓促捏造凭据，缺乏独立严谨的专业精神。

　　◆麦考尔报告还将武汉病毒所其他6个项目经费夸大100倍或10倍。比如报告中武汉病毒所郑店园区安保服务、P3实验室及实验动物中心维保、危废处理系统改造工程费用分别为130万美元（约830万人民币）、40.13万美元（约合260万人民币）和152.13万美元（约合986万人民币），而实际数额为83万人民币、26万元人民币和98.6万元人民币。

　　麦考尔的“研究人员”在引用相关数据时，去掉了中方数据中的小数点，由此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美国《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在未做事实核查基础上，引用、扩散共和党报告错误内容。

　　恶意诽谤8：美国国防部主要承包商内华达山脉公司曾发布报告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的核心依据是2019年10月中旬，武汉病毒所周边道路设置了大量“路障”。

　　事实真相：美国《野兽日报》网站通过列举事实指出，所谓“路障”实际上与武汉病毒所周边道路工程有关，武汉病毒所附近的交通并无异样。

　　事实真相：武汉病毒所从未与包括中国军方在内的任何其他方面合作开展过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

　　◆2021年7月，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武汉病毒所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没有所谓的人造病毒。

　　◆2021年6月，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其实验室从未进行或合作进行过增强冠状病毒毒性的“功能增益”实验。

　　◆2021年6月，曾在武汉病毒所工作的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妮尔·安德森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武汉病毒所搞“病毒功能增益实验”。

　　恶意诽谤10：武汉病毒所通过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合作，已掌握“无痕合成技术”，在人工干预病毒基因重组时“隐藏”改造标记。

　　事实真相：武汉病毒所从未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也不具备全新设计和创造新冠病毒的能力。武汉病毒所并不掌握所谓的“无痕合成技术”。

　　恶意诽谤11：2015年，巴里克曾与武汉病毒所合作刊文称，成功运用蝙蝠冠状病毒构建对人类具高致病性的嵌合病毒。

　　事实真相：巴里克早在十余年前就掌握了合成冠状病毒的技术。他的确从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及其团队获得了从蝙蝠标本中采集的生物样本的序列信息，但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其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未提供给石正丽团队。

　　◆2008年，巴里克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详细记录了设计、合成并改造一种SARS样冠状病毒的方法。“在这项研究里，我们利用生物信息学、基因设计、大规模DNA合成、反向遗传学等方法，成功构建了可以复制的嵌合SARS样冠状病毒。”巴里克等人在论文摘要中写道：“为了试验从不可培养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到人类SARS样冠状病毒的可能出现途径，我们将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基因组的受体结合域DNA序列替换为SARS冠状病毒的受体结合域DNA序列，人工合成并构建了包含SARS冠状病毒的受体结合域的嵌合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这种人工构建的新型嵌合病毒不仅能让小鼠感染患病，还能侵袭人类的呼吸道上皮细胞，也能够被蝙蝠和人体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特异性抗体有效中和。”

　　◆2013年，当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及其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后，巴里克主动找到石正丽，表示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将基因组序列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医学》杂志上。

　　◆2016年，巴里克联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论文。论文结论中表示，他们以SARS样冠状病毒为模板制造出的嵌合病毒，在小鼠实验中展现出了可复制性。

　　恶意诽谤12：武汉病毒所在2018年时打算向一处蝙蝠洞内“释放”被“基因改造的冠状病毒”，并向美国申请相关经费，但遭到拒绝。

　　事实真相：武汉病毒所要“释放”到蝙蝠洞去的，根本不是什么“冠状病毒”，而是一种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表达的蛋白而制造出的针对冠状病毒的雾化微粒“疫苗”，这种雾化微粒可以引起蝙蝠免疫反应，防止冠状病毒在蝙蝠之间传播，进而防止这个病毒传播给人类。此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招标要求。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曾就一个为美军派往海外国家的士兵“应对新发传染病威胁”的项目进行招标，在美国生态健康联盟的组织下，武汉病毒所曾同巴里克等美国及其他国家科学家的实验室共同参与该项目的竞标。

　　武汉病毒所不参与招标项目中一切涉及对病毒进行“基因改造”和重组病毒蛋白的实验。这些分子病毒学层面的操作，主要是由巴里克及其实验室进行。武汉病毒所在这份投标文件中的角色，主要是进行“田野工作”，即在野外搜集病毒样本，分析出哪些病毒存在变异后感染人类的风险，然后提取出相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交给巴里克等美国的实验室进行分子病毒学层面的研究。

　　三、关于美方诬称中方在疫情暴发初期掩盖线：疫情暴发初期，中国政府“迟报瞒报”。

　　◆中国因为有过应对“非典”的经验，因此对疫情格外警惕，发现不明肺炎后立即开始科学调查和比对，第一时间分离出新冠病毒毒株，第一时间获得病毒基因序列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专家作出疫情存在人传人的科学论证之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将有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封城”。国际专家普遍认为中方行动最为迅速（详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1月12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情况通报中首次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机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全球共享。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月25日大年初一，中共中央习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强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指出湖北省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强调要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四集中”原则，将重症病例集中到综合力量强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及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截至1月29日，31个省区市全部启动一级响应，全面进行严格管控。

　　1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用、旅游、家庭、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居家观察等6个公众预防指南。各个航空口岸严格检查，任何人有咳嗽发烧等症状均不允许通行，不存在所谓的大量新冠病人跑到海外。在此后较短时间段内，湖北以外其他疫情不明显的省区市同外国还有航班。但这些短暂出国人员回到国内后都进行了核酸检测，几乎没有人感染新冠病毒。

　　中方在全国范围内排查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等“四类人员”，采取分类集中管理，持续提升核酸检测能力。科学采取并及时调整出境卫生检疫措施，全国口岸实施严格的出入境卫生检疫，对出入境人员严格健康核验、体温监测、医学巡查、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采样监测。对拟出境人员中出现确诊或疑似病例、有症状者、密切接触者，中方都按照有关规定将相关人员移交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实施隔离、留验等后续处置，严防疫情跨境传播。实施最严边境管控，取消非紧急非必要出国出境活动。

　　◆2020年2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专家代表团一致认为，中国采取的措施非常及时有效，中国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显著改变了疫情蔓延曲线，不仅阻止了疫情在中国的传播，也为全世界争取了时间。《科学》杂志研究报告评估，中国政府的防控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超过70万的感染者。

　　同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考察报告发布。报告认为，面对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尽可能迅速地遏制病毒传播；令人瞩目的是，在所考察的每一个机构都能够强有力地落实防控措施；面对共同威胁时，中国人民凝聚共识、团结行动，才使防控措施得以全面有效的实施；每个省、每个城市在社区层面都团结一致，帮助和支持脆弱人群及社区。

　　◆2020年5月，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刊发了中美英多国科研团队的研究。研究通过建模发现，中国使用的三大非药物干预措施（城际旅行限制、早期识别和隔离、接触限制和社交距离），不仅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也为全球赢得了时间窗口。研究指出，如果不实施强有力的非药物干预“组合拳”，则中国的新冠肺炎病例或将增加67倍，超过700万人。

　　◆2020年5月，美国耶鲁大学和中国暨南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采取的“封城”、社区封闭管理、隔离、限制户外活动等措施极大降低了新冠病毒传播速度，病毒传播在2月中旬得到了有效遏制。截至2月29日，在中国实施的国家级和省级公共卫生措施可能在湖北以外避免了超过140万人感染和5.6万人死亡。

　　◆2019年12月30日，张继先医生报告可疑病例3天后，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学微信群转发信息称“确诊了7例SARS”，并请不要外传。该微信截屏在网上迅速传播造成恐慌。武汉警方于2020年1月3日请其前往派出所谈话，以训诫书方式予以劝导。1月中旬李文亮医生不幸感染，1月31日确诊为新冠肺炎。2月7日经抢救无效病逝。当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其逝世公开表示哀悼。国家监察委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武汉，就有关李文亮医生问题开展调查。3月19日，调查组公布调查结论并召开记者会。同日，武汉市公安局通报了有关处理结果，认为训诫李文亮一案适用法律错误，决定撤销训诫书。

　　◆2021年7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先生表示，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在武汉曾专门邀请武汉血液中心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武汉血液中心的专家告诉专家组，他们保留有血样，但是这种留存的血液样本，仅用于应对因输血可能导致的医学争议或者法律诉讼来保留的，它的留存量很低。根据中国国家血站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血液样本有其保存期，即在全血或成分血使用后两年内，只有发生医疗纠纷或者诉讼才能拿出来使用。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一致认为，将在武汉血液中心血液使用两年后，符合相关管理办法规定时，开展一些血清研究工作。中方也正组织相关专家和单位就这方面工作做准备。目前，已提前就血液检测方法、检测的实施方案等做一些论证，待到期后具体实施。中方相关机构也表示，一旦有结果，他们会及时通知中方和外方专家组。

　　事实真相：中方始终本着开放、透明态度，同世界卫生组织就全球病毒溯源保持密切沟通合作，为世卫专家来华提供了大力支持协助。

　　◆中国率先认真落实世卫大会决议，先后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特别是2021年初，17名国际权威专家同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在华进行了为期28天的考察研究。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世界卫生组织于2021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就溯源问题做出最权威、最专业、最科学的结论。中方积极参与病毒溯源全过程，发挥了应有的领导作用。

　　◆2021年7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西方一些人称中方没有提供早期174例病人病历，其实这些病人数据已全部在武汉向中国—世卫专家组展示，专家组阅看了相关材料并就此开展了大量工作，将数据集中分析和研究，也共同得出最终报告上的结论。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病人的临床数据，包括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实验室的检验数据都涉及个人隐私，不得泄露。中方没有让专家进行拷贝和拍照，只是为了保护病人隐私。国际专家表示充分理解，认为此系国际惯例。

　　◆2021年7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实验室传播有两种路径，一是由人工合成产生。对此科学家们已明确得出不可能的结论。第二是自然产生的病毒遭泄漏。泄漏的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该病毒，对此武汉病毒所已经有明确结论，但为了进一步验证，世卫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详细了解，和相关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特别是了解其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掌握相关信息后，专家组从“支持实验室泄漏”与“不支持实验室泄漏”两个维度分析了相关证据，在世卫联合研究报告上有详细记录，最终得出“极不可能”的结论。

　　◆中国始终秉持科学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新冠病毒溯源合作，先后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中方专家还主动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对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方案。中方不认同的是被高度政治化的溯源，不接受的是偏离了世卫大会决议要求的溯源，不参与的是无视第一阶段研究结论和建议的溯源。中国正积极落实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报告的建议，开展后续补充性研究。

　　◆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美方罔顾科学和事实，动用情报部门搞溯源，本身就是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铁证。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美方行为，迄今已有80多个国家以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发表声明或照会等方式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反对溯源政治化的联合声明。

　　◆有报道称中方研究者于2020年删除了已经上传至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管理的NCBI数据库的疫情早期部分病例基因序列，并据此推测中方对溯源有所隐瞒。中方进行了充分调查、了解。报道提到的序列删除问题，起源于武汉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国际刊物《SMALL》上的一篇论文，题目是《纳米孔靶向测序用于准确和全面检测SARS-CoV-2和其他呼吸道病毒》。2020年3月投稿的时候需要测序结果，所以研究人员将具体的新冠肺炎病毒的测序结果上传至NCBI数据库。

　　6月9日，该刊物向研究人员发送拟出版的样稿。研究人员发现，文章中原有的描述病例样本病毒测序数据上传地址的内容在审稿过程中被删除了。所以研究人员认为，没有必要再把数据存放在NCBI数据库中，并于6月16日给NIH发邮件要求撤回数据。NIH按照工作流程自行删除。这名研究人员完全没有隐瞒、掩盖的必要性，更没有这样做的主观意图。近期，中方研究人员已将所有61个新冠肺炎样本的242条测序相关数据上传到中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建设的GSA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公开的，全球研究人员都可以查看查询。

　　另据了解，上述论文中提到的样本最早采样时间是2020年1月30日，距疫情开始已过去一段时间，并不是早期样本。这些样本序列对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能够提供的信息和价值都是很有限的。但美国弗雷德·哈钦森（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杰西·布卢姆（Jesse Bloom）在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确认，也完全不了解此事来龙去脉的背景下，就杜撰了所谓的阴谋论，声称这是中国想掩盖真相。这种做法背离事实，也违反了科学伦理，遭到许多国家专家批评。

　　◆2020年6月，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截至2020年5月底，国内的科学家发表论文已经有206篇，国外的研究团队发表论文也有282篇，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国外团队联合发表溯源相关的论文有19篇。建成了全球共享的新冠病毒信息库，已经收集分享了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36442条，其中高质量的病毒序列达到18967条。

　　美方一再指责中方发动信息战、虚假宣传干扰调查，企图转移国际社会对溯源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中方要求美国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病毒溯源调查，完全基于美国媒体自己的公开报道。根据这些报道，美国抗疫失败是不争的事实。抗疫期间，美国国内出现了政治凌驾科学之上、政府决策失误、国家层面统筹不力、防疫措施落实不到位、核酸检测工作不足、疫情信息公开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在国际上，美国也成为头号“病毒扩散国”“疫情源头嫌疑国”和“全球抗疫破坏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美方至今拒绝回应国际社会对德特里克堡、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200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基地等合理关切，试图掩盖真相，逃避责任。美国有责任和义务给全世界一个交代。仅列举一些事例如下。

　　一、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是美国生物军事化活动的大本营。该基地中的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问题最为突出，且存在与新冠病毒关联的诸多疑点。德特里克堡基地继承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魔鬼遗产，国际社会对于该基地活动不合法、不透明、不安全的关切早已有之。

　　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拥有美军方唯一的P4级实验室。该研究所储存有几乎所有已知的高致病性病原体，包括埃博拉病毒、炭疽杆菌、天花病毒、鼠疫杆菌以及非典（SARS）冠状病毒等。该研究所多名研究员从事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冠状病毒相关研究。2003年SARS疫情发生后，该研究所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合作，研制出一套用于合成SARS病毒的全基因序列克隆平台，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论文中称，在获得SARS病毒RNA后的两个月内，即成功合成了SARS病毒全基因序列。这说明上述机构早在2003年已具备极其成熟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合成及改造能力。

　　2007年，该研究所发表论文称，利用埃博拉病毒进行了恒河猴动物实验，实验用的病毒毒株是通过反向遗传学技术改造获得，专门去除了弗林酶切位点，以观察病毒的毒力变化，而弗林酶切位点被认为是导致新冠病毒毒性超强的原因之一。2018年，该研究所使用非洲绿猴，实施MERS病毒感染模型研究，了解发病机理并研发疫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该研究所与美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部下属另一家研究所“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WRAIR）”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

　　2014年5月，德特里克堡基地在美国内被起诉，原因是该基地的生物研究机构处理有毒物质存在漏洞，导致该地区三氯乙烯含量上升为标准水平的42倍。2015年2月，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106个家庭和个人就该基地产生有害物质导致人员伤亡提起集体诉讼，并提出7.5亿美元赔偿要求。然而，美政府及陆军一直否认该基地存在不当行为。

　　2019年6月，美国疾控中心检查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P4实验室时发现严重违规，2019年7月下令关闭其实验室，并叫停所有研究活动。根据美疾控中心报告，该实验室主要有7项违规：一是该研究所系统性地违反生物安全等程序，有员工打开实验室门后未关闭，并从房间移走大量有害废物，大大增加了病原体逸出和污染外界的风险；二是在对灵长类动物解剖时，有员工多次进入实验室而未佩戴必要的呼吸防护设备，暴露在含有危险气溶胶的生物环境中；三是缺少对员工培训的合格考试，导致无法评估员工是否理解和掌握了培训内容；四是有员工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未佩戴手套；五是未能防范未经授权人员接触实验室废物，被试剂污染的个人防护设备应存储在专门区域，但该区域未限制外来人员进入；六是员工未及时、准确盘点库存毒素；七是实验室建筑物和内部设施表面未密封，导管盒、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上方接缝处均有裂缝。2019年11月该实验室重启活动，但未公布整改情况。

　　◆2019年7月，美国威斯康星州暴发神秘“电子烟肺炎”。患者症状包括呼吸急促、发烧、咳嗽、呕吐、腹泻、头痛、头晕和胸痛。从那时起，美国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肺伤疾病暴发。截至2019年12月17日，50个州共报道了2500余例相关住院病例。专家认为，这类疾病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新的临床综合征，需进行更多研究来确定其病因。

　　应对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权威肺病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炎”病例的研究论文，并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炎”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还被这些专家认定为 “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北卡罗来纳大学共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告28起涉及基因工程微生物的安全事故，其中6起涉及包括SARS、MERS和新冠病毒在内的冠状病毒，且许多病毒经过了基因改造，共8名研究人员可能被感染。除了2020年4月1名研究人员因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小鼠咬伤隔离14天之外，其他所有面临病毒感染风险人员均正常工作生活，且有关事故报告还特意删除了基因编辑情况、事故处理过程等关键细节，并拒绝向公众解释潜在的风险。

　　◆美国在包括非洲、中东、东南亚以及前苏联地区的2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00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室，其中有些实验室所在地曾经暴发过大规模传染病。俄罗斯方面有官员表示，俄方认为美国控制的实验室在俄罗斯和中国边界附近开发生物武器。乌克兰、格鲁吉亚、伊朗等国均有官员对美国海外实验室的安全性和所从事的秘密活动表示担忧。

　　◆2021年9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韩国消防安全教育文化协会将驻韩美军的生化实验室与德特里克堡告上法庭。韩国军方人士也揭发了驻韩美军的真实情况，他们表示德特里克堡曾15次向驻韩美军发送炭疽病菌，美军还在釜山港码头设立了一个生化实验室。消息人士称，韩国团体起诉美军与德特里克堡是因为恐惧，炭疽病菌曾经被当作生化武器使用，德特里克堡将这种危险品运到韩国境内的驻韩美军生化实验室，说明美方在酝酿一个大阴谋。

　　四、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掌握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的技术，且长期同美军方开展密切合作。

　　◆美国是全球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验方。病毒“功能增益”实验所需嵌合病毒的方法是巴里克的独家专利，该技术所需辅助软件和基因比对设备等也同样为美国独有，任何人使用都需要获得授权并留有痕迹。巴里克掌握着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根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在这项技术的加持下，巴里克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就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巴里克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即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和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The Integrated Research Facility，IRF-Frederick）均有密切联系。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2018年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显示，来自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利萨·托尔泽夫斯基（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巴里克曾经教导过的博士生利萨·亨斯利（Lisa Hensley）曾是USAMRIID的科学家，并与巴里克有过多次合作，后来还加入了IRF-Frederick，并担任这家美国政府科研机构的副主任。巴里克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但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USAMRIID、IRF-Frederick乃至巴里克自己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实验室，都存在不良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P4实验室。

　　五、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最完备的医疗体系，却成为确诊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充分反映美应对疫情不力。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1月30日就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美国却直至3月13日才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虽然很多和美国同步暴发疫情的国家都已经有效控制疫情，而美国疫情仍呈波动上升态势；虽然远离中国、远离湖北和武汉，但美国疫情防控成效却大大落后于湖北周边省份。

　　与中国应对疫情反应相比，从2020年1月3日中方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到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政府花了70天时间。即便以2月2日美方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为起算点，到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方也耗费了40天。

　　◆2020年10月7日，美国媒体援引一份政府内部备忘录报道称，与白宫相关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升至34人，感染源头很可能是9月26日时任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的官提名仪式，该活动被定义为“超级传播事件”。视频和照片显示，这场活动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佩戴口罩，几乎没有人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10月，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知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支持的独立工作组发布专题报告《提升大流行应对准备：新冠疫情的教训》，反思了美国应对疫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报告认为，白宫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协调中心和专业团队。尽管情报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已经发出警告，美国也宣布疫情为国家安全威胁，但没有采取相应行动，动员全国力量十分缓慢，耽误了数周宝贵时间，也未能实施全国性的检测和接触追踪。联邦没有明确的指导原则，导致许多州过早地放松了管制措施，进而出现新的感染高峰。特朗普政府针对公众的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存在错误。官员未能向公众提供清晰、可靠和基于科学的信息，未能保护公共卫生官员免受骚扰和人身攻击，未能及时发布公共卫生措施指南。美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职责不清。联邦对州和地方卫生系统的投入不足。美国国内与国际缺乏协调。缺乏多边机制来鼓励疫苗、药物和诊断等的全球联合研发和公平分配。现有的国家和全球流行病监测和评估系统存在局限性，公共卫生官员和研究人员无法及时获得数据。

　　◆2021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联合研究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报告，指出美国是“抗疫失败国”，反科学反常识，掩盖真相，将抗疫问题政治化、抗疫措施货币化，富者财产急剧膨胀，普通民众生活倒退，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进一步加剧。党争之下的联邦体制相互掣肘、层层推诿，构成了“散装美国”抗疫格局。美国对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疫情暴发后，依然有2000多万美国公民出国。同时，美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对外出口新冠疫苗仅占美国疫苗产量的不到百分之一。除了拒绝国际疫苗合作，美国还大搞“溯源”和对他国的有罪推定，并以“退群再入群”的行为扰乱国际抗疫秩序。

　　◆美国国内两党之间关于抗疫问题的“指责游戏”从未停止。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两党一些政客就在如何看待和应对疫情的问题上争斗不止，将抗疫政治化，大搞“党争优先”，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党派主导的州之间抗疫措施力度不一，抗疫资源分配不均，就连戴不戴口罩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引发了一场“政治大战”。有美国媒体形象地指出，美国人对疫情的反应充斥着“红队对阵蓝队”的政治色彩。

　　2021年6月底，泰德·克鲁兹、苏珊·柯林斯等共和党籍资深联邦参议员联合发起动议，敦促美国疾控中心取消自2021年2月起实施的口罩强制令。该强制令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实施的新政之一，要求全美范围内所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员都必须戴口罩，违者可能面临刑事处罚。而克鲁兹等共和党人认为，已接种疫苗者无须遵守口罩令。

　　◆美国著名调查记者伍德沃德在其新书《愤怒》中曝光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录音部分内容，证实特朗普在美疫情初期明知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仍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病毒威胁。2020年2月7日，特朗普对伍德沃德表示，他认为疫情非常棘手。2月10日，特朗普在白宫公开活动中声称美状况很好，很多人认为病毒到了4月就会因为天气转暖而消失。3月19日，特朗普对伍德沃德表示，他有意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因为不想制造恐慌。3月25日，特朗普又在白宫记者会上声称，没有人能预料到疫情发展态势。在7月的采访中，特朗普撇清自己对疫情的责任，声称疫情不是他的错。伍德沃德称，特朗普本可在2月初发表国情咨文时强调新冠病毒的威胁，但却没有抓住机会。如果特朗普能在第一时间告知美民众真相，在抗疫方面能做得更好一些，就不会有如此多无辜的生命遭到病魔荼毒。

　　◆美国疾控中心官网2020年3月初停止更新并删除了新冠病毒检测人数及死亡人数的相关数据。

　　七、美国压制专业人士在疫情问题上发声，对科学家搞党同伐异的噤声运动，造成严重后果。

　　海伦·朱博士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传染病学专家。1月下旬，美国第一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出现在她所在地区。由于海伦·朱博士的实验室并非临床实验室，所以开展冠状病毒测试需要得到当局批准。但几乎她接触的所有官员都拒绝了她的提议，州监管机构甚至要求他们完全停止测试。

　　海伦·朱博士说，“感觉在坐以待毙，等待大流行的到来。我们之前能帮上忙，但什么都做不了”。2月25日，海伦·朱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冠状病毒测试。结果证实了他们的担心。他们很快在美国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地区的一名青少年（既没有旅行史、也没有接触过已知病例）那里查出了阳性检测结果。海伦·朱博士判定，美国的情况已经不妙了。这名青少年病例极有可能预示着：“病毒已经无处不在了。”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布雷特·克罗泽因舰上发生疫情呼吁采取果断行动，让舰员下船隔离，避免不在战时的水兵赴死，被五角大楼以“判断失误”为由解除指挥职务。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议员发表声明称，“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克罗泽舰长担心船员的健康和安全是有道理的，他只是没有妥善处理巨大的压力。解除他的指挥权是一种过度反应。”

　　◆在美国，先后服务过6任总统、曾获得代表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的著名传染病专家福奇，因反驳共和党人的荒谬言论，频遭白宫“口诛笔伐”。福奇透露其家人甚至收到反对者的死亡威胁，不得不寻求安全部门的帮助。超过3000名美国卫生专家签署联名公开信，批评白宫刻意败坏福奇的声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白宫刻意“抹黑”福奇，将他“边缘化”，转移公众的视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用虚假消息攻击中国。美国Politico网站曝光共和党参议员全国委员会给党内各阵营发送一份长达57页的备忘录，鼓动共和党候选人通过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疫情危机。该备忘录给出三大攻击路线：一是批评中国掩盖疫情；二是指责对手对华立场软弱；三是强调自己会向中国追责。该备忘录还表示要把中国作为2020年美大选的中心议题。这表明，栽赃、攻击中国已经成为共和党竞选的“全政府策略”。

　　◆据美国媒体披露，2020年3月20日，美国白宫国安会要求各联邦机构统一口径，通过各种途径对外宣称中国策划掩盖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同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记者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正在散布虚假信息，诋毁美国为防控疫情所做的工作。美方一方面要求联邦机构统一口径来对外攻击抹黑中国，另一方面又指责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散布虚假信息。到底是谁在散布虚假信息，一目了然。

　　◆2020年4月，美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发文揭露美国保守派记者与政府配合散布虚假信息全过程：《华盛顿邮报》记者罗金曾屡屡炮制假新闻，他在4月14日以似是而非口吻对美国驻华使馆电报断章取义，把分子虚构为“科学家”，撰写出漏洞百出的“爆料”文章。15日晚，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发表阴谋论，称中国政府要为疫情所有损失负责。17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将该阴谋论“带到全球舞台”，要求中国允许专家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调查。

　　◆美国记者迈克尔·戈登引用美方一份所谓未公开的情报，声称基于“3名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患病”的信息，对所谓“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虚假信息进行炒作。正是这个记者，在19年前以捕风捉影的造假手段炮制了伊拉克“试图获得核武器”的假消息，直接助推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如今，同样是这个人以相似的谎称匿名消息的手段，再次炒作“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这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

　　◆2020年2月至2021年1月初，新西兰自美输入病例182例，位居新西兰输入病例第二位。

　　◆美国华盛顿拉丁美洲研究所等60多家机构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全球疫情暴发期间驱逐非法移民，将全球置于风险之中。在美国遣返的哥伦比亚移民中有三分之一感染新冠病毒。

　　◆2021年2月13日，在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工作的一名士兵违反韩国防疫政策，在家中举行聚会，有19名外国人和2名韩国人参加，随后聚会人员中出现确诊者。到2月22日，参与聚会者中已有9人确诊感染。

　　◆在叫嚣调查其他国家实验室的同时，美国恰恰是唯一反对建立多边生物核查机制的国家。早在2001年，国际社会本已就《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核查议定书基本达成一致，正是美国以“生物领域不可核查”为由，突然单方面退出，导致国际社会的努力付诸东流。20年来，美国一直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声，独家反对重启BWC核查议定书谈判。即便没有溯源问题，美国也应该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于2020年5月19日协商一致通过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决议，要求查找新冠病毒的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包括中间宿主的可能作用，以减少今后发生类似事件的风险。中国同144个国家一道，是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而美国等少数国家没有参加决议的共提。

　　◆2020年初开始，在国际抗疫关键阶段，美国先是缩减世界卫生组织经费，随后威胁并最终正式通知联合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是美国奉行单边主义、退群毁约的又一例证。美国这一做法破坏国际抗疫努力，未能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没有展现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美国媒体批评此举破坏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损人不利己。

　　◆2021年7月，英国分析人士汤姆·福迪在“今日俄罗斯”网站撰文称，美国长久以来都在借助政治操弄的方式施压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早在一年前，美国政府就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全球的时候，想方设法针对中国进行各种政治操弄。

　　◆中方主张在联合国生物安全框架下推进对美国生物实验室核查，并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关于德特里克堡的疑点》《关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开展冠状病毒研究情况》两份非文件以及环球网转达中国民众呼声、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公开信，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先对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北卡罗来纳大学等进行正式溯源调查，但迄未收到明确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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